法治社会的辨识性指标

2019-06-21 15:54栏目:社会
TAG: 社会

  法治社会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目标指引,似乎可以指涉无数有关法治的范畴,这稀释了法治社会概念的效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面对社会生活,有强辨识性的目标指引。透过分解目标,可以深化对法治社会结构的认识,从而将法治社会建设具体化、可操作化。

  首先,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意味着在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执行和监督过程中,公众能够自由地表达立场、意见和建议,能够合法地采取旨在维护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动。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与时俱进的理念、素质和能力。长期以来,社会治理由政府包揽,民众也适应这种方式,从而导致官本位和权力本位思维突出、民主观念和社会协同观念缺乏。直至今日,陈旧观念还有广泛影响。

  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多元的渠道和机制。目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还较为缺乏,既有的制度性渠道也容易流于形式或被虚置。因此,应当以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形式,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网络体系,打造多样、丰富、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同时,深入理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运行规律和心理特征,精心设计、完善公众参与的运行机制。

  其次,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当然之义,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它至少包括四个方面:财产秩序稳定有序;社会关系和谐可期;文化公共生活健康向上;社会规范与法律协调互补。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需要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保障。社会信用体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为保障,通过信用机制对社会成员和企业进行约束,通过记录信用状况来揭示信用优劣,整合全社会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

  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保障。这应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法律服务制度完备。这意味着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各项法律服务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二是法律服务资源均等化。我国法律资源的配置与分享存在着失衡现象,表现为区域、城乡、阶层之间的不平衡。为此,需要从创造法律资源转向公平合理地配置法律资源,为运用法律资源提供更多的便利,完善法律服务资源配置与分享机制。三是法律服务队伍素质过硬。这要求人才队伍专业水平高,职业道德素质高,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四是法律服务运行机制通畅。这要求创新法律服务形式,拓展法律服务领域,整合法律服务资源,优化衔接法律服务流程。

  再次,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基本公共服务是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等。目前,我国初步建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但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

  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需要面对几对关系。一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与协作。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都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各有优缺点。政府注重公平,但资源利用效率常常不高;市场可以提高效率,但只能适用于可以排他的服务;社会组织有灵活性,但资源有限,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几种供给主体既有竞争,也需协作。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政府由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机构组成,容易因职能、资源、信息、利益等缺乏整合而导致“孤岛现象”。因此,需要促进不同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提高国家能力。三是民众的合作。民众不能有效合作,少数人的反对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常常导致公共服务无法落地。如各类项目实施时面临的“一事一议”难题。四是供给与需求的对接。现实出现不少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对接的问题,有时是供给的资源与群众需求不对接,如“文化下乡”中存在的一些无效供给;有时是缺乏对接的组织体系,如大中型水利设施难以对接千家万户的小农。

  最后,界定社会组织的恰当行为空间。社会组织是以社会力量为基础,以公共利益为主要目标,以提供公共服务、从事公益活动为内容,实行自我管理与服务,依法自愿组成的社会性与自治性组织,在我国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三大类。它是科层体制的政府体系和利润导向的企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参与到公共服务中,可能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形成一种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法治社会需要设置与界定社会组织的恰当行为空间,应当坚持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界定恰当的行为空间,需要面对社会组织的诸种错位行为。第一,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倾向。社会组织基于对人性的良好假设而产生,利他是其心理基础。然而,一些社会组织打着公益的旗号,却以营利为目的,甚至沦为敛财的工具。第二,将社会组织用于避税洗钱。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用于社会公益,因此法律制度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有诸多优惠措施,有人却借此洗钱避税。第三,干预政策议程,成为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工具。例如,有社会组织受国外支持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对这些错位行为必须严加处理。

  表面看来,美国传媒推动民主自由,但事实上,美国传媒并未超越政治而存在,而是以一种“去政治”的表象, 对内维系权力精英统治下的个人主义民主,对外协助军事-商业复合体实施霸权能力。

  《反海外腐败法》本是美国单方面的国际反腐行动,但鉴于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其影响逐渐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反腐实现了从无到有,并逐渐演变成一个全球腐败治理机制。

  历经70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努力,现在我们实现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沧桑巨变。这一伟大跃迁的基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今天,推动文明交往互鉴走向深入,必将使亚洲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必将使人类文明之花绽放得更加缤纷绚丽。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应尽量推动“一带一路”回归经济外交的本质;应通过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式,突出和彰显“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倡议属性。

  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必须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各参与方共同努力,齐心做大世界经济的大蛋糕,从而使得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国家和人民从中受益。

  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正是在中国网信事业建设实践中不断完善并最终形成,它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经验总结,体现着党和国家对信息化时代特征的探索以及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知。

  民众预期既不能过多超出社会实现能力,也不能低于现实境遇状况。只有让预期保持在一个张弛有度的合理区间,才能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从早期的局域网发展到5G时代物联网,革命性的技术为世界带来了过去难以想象的便利和快捷,成为推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福器”。

  全面树立跨界理念,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区域治理新格局,构筑跨界融合共享的大都市圈,是实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金钥匙。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有8处提到了“高质量发展”。

  以信息传播技术为手段,以“数字中国”建设为依托的改革创新是重塑中国经济内在结构和调整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驱动力。

  在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中,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对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激励人才发展、调动人才创新潜能具有重要作用。

  在我国迅速发展壮大的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更具备转型为创业型大学的先天优势,这支生力军应是我国未来创业型大学发展的主体力量。

  加快农村全面转型,促进农村社会发展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全面激活主体、要素和市场,激发农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在新时代,需要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续写法治建设新篇章!

  党中央提出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体现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

  习总书记强调,“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这提醒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而且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通过各种形式的发展融资和发展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结成发展能力共享的共同体,推动实现全球更大范围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今日相关新闻

  • 法治社会的辨识性指标
  • 青海日报社数字报刊平台
  • 又见二月兰_社会新闻_大众网
  • 大连西太安全环保主动邀请社会监督
  • 平亮:民间历史文献与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